剧情简介
当代青年人是成长于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原住民，长期浸润在繁杂的、碎片化的、娱乐化的信息内容之中。 短视频、微短剧、微纪录片等视听内容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青年群体即时性的满足感，但过度碎片化与娱乐化信息的涌入，会造成信息过载与信息疲劳，导致内容获得感降低，激起青年群体渴望整合碎片信息、挖掘深度内容的心理。 纪录片所蕴含的知识性与深度感恰好满足了青年一代在当下的心理需求。 作为“人生三部曲”的第二部，《人生第二次》继续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与生活状态。不同于第一部《人生第一次》的纵向叙事，该片将四组二元对立的主题进行横向比照，以“人生重启”的抉择思辨向观众传递东方处世哲学。 本文将基于青年视角对其叙事创新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新媒体时代纪录片的创作与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建议。 面对宏大的“人生”主题，创作者想要求全呈现难免会流于空泛，而专注于微观的故事又可能深陷琐碎的图圄。 《人生第二次》选择以“人生重启”作为切口，用“圆”与“缺”、“纳”与“拒”、“是”与“非”、“破”与“立”四组二元对立的主题，讲述八段与人生重启有关的故事。 看似矛盾对立的主题，实际从内容来看是辩证统一的，导演运用哲学思想对“人生重启”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影像东方艺术录片，其目的既不在于说教也不在于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更多地是以立体化的叙事表达构建思辨的空间，这对当下被极化思维困扰的青年有引导与抚慰作用。 从选题来说，“人生第二次”并未采用“复读”、“再婚”、“二胎”这些常规意义上的“第二次”主题，片中“第二次”不是对“第一次”的重复，而是意味着命运的重启。 因此将选题重点放在了“人生重启”的主题上，将镜头对准处在命运转折时刻的普通人，真切地记录他们在重启生活之际所做出的选择。 面对沉重的人生挫败感，是跟风内卷还是选择躺平，这两种思维搅动着当代青年人的神经。 《人生第二次》无意于以对立的主题去激化青年人的极化思维，而是用纳中有拒、缺中含圆等两两比照的方式，尝试去表达人在困境中和艰难抉择下的爱与怕、抗争与和解。 例如，片中的《圆》与《缺》分别讲述一位被拐儿童成年后和亲人团圆的故事以及一群留守少年相聚“梦想之家”用长跑运动改变命运的故事。 寻亲成功面对的是难以复位的亲情，而留守少年们失去了家庭的关爱，却在“梦想之家”重获家的温暖。 《纳》与《拒》探讨的是如何接纳身体的缺陷以及如何面对被容貌左右的人生，前者在遭遇灾难后面临不得不接纳身体缺陷的选择，后者则是拒绝先天的“缺陷”,最后选择主动改造。 辩证地拆解“人生重启”这一宏大主题，为青年观众留下多元的思考角度和理性的思考空间，引领当下青年观众摆脱“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探索多面的人性和人生，是该纪录片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 真实是纪录片的本色。正如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认为的那样，“电影眼睛能够深入表面混乱的生活之中，通过摄影机捕捉与记录生活中最典型、最有用的东西，把它们组接成一段有意义的段落，从而体现‘我见”的实质"。 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纪录片的真实性并不会造成全知视角的疏离感和纪实的权威性。习惯于自我表达的他们更倾向于以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观看，将摄影机的“我见”转化为一次过程性的体验。 因此故事化的叙事策略能够更好地帮助青年观众以艺术的“真”抵达生活的“实”。 《人生第二次》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通过蹲守拍摄的模式在现实中捕捉真实的生活素材，对人生影像进行微距式的呈现，以多线性叙事的艺术手法，完整再现事件的多元视角，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 此外，创作者还通过特写镜头的细节表现、第一人称内视角的叙事解说以及呼应主题的结尾曲，强化该片的情感张力与感染力，最终在纪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下充分发挥人文纪录片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纪录片的感染力来源于真实，真实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无法预料的发展与转瞬即逝的戏剧性，创作者必须时刻深入生活的现场去挖掘它。 《人生第二次》采取蹲守跟拍的模式，用较长的时间跨度展现人物在重大转折前后的生活状态、情感流露与行为模式，呈现人生命运。 例如《缺》中的主人公是中学体育教师柏剑与他助养的一百多名留守儿童，创作团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跟拍柏剑和孩子们的生活。 通过镜头记录孩子们的学籍问题被有关部门落实、孩子们长跑进步、柏剑老师孩子诞生等事件，并且走进部分孩子的原生家庭，见证他们与自己的心结和解的过程。 这些通过跟拍人物所记录下来的细微变化，构成了真实生活的毛边，毛边虽轻却是来自真实的质感，青年观众也在人物的点滴成长中实现了过程式的体验，深刻体会到或遗憾或刺痛或温暖的人生况味。 蹲守拍摄积累的海量素材，让创作者在后期的组接剪辑中能够以多元视角与多线叙事去展现人物与其故事的完整性，再现人生的复杂与多面。 例如《圆》中，围绕着被拐儿童成年后与家人团聚的故事，导演采用了“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从卫卓的亲生父母、卫卓与警察这三方视角分别切入，并以相同的车站镜头作为转场，提示观众视角的转换。 经由三重视角的转换与三线平行叙事的展开，冷静克制地呈现出寻亲成功团圆之后的悲喜交加。 一边是骨肉至亲，一边是养育之情，卫卓迎来团圆的同时，又被打破了关于亲情的平衡，他需要重新建立起与家庭、亲生父母以及养父母的情感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卫卓的视角下，纪录片也对人物内心的隐秘进行了适当展现。 在与亲生父母见面之前，卫卓通过解说词，坦白自述“天降父母，我能得到帮助吗?”他希望亲生父母能够帮忙还债，惊喜的情绪里又掺杂了其他的成分，人物内心的幽微被记录下来。卫卓的第二次人生在解构与建构、接纳与和解中重启。 故事的第三个视角则是打拐的警察以第三方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家庭所迎来的久别重逢，尽管在前两个视角中真实记录了团圆后卫卓一家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在办案警察看来，在他经手的案件中，卫卓一家的团圆故事称得上幸运与圆满。 总之，故事的戏剧性、人物内心的冲突以及人物命运的不同走向，经由不同视角的切入变得更具象立体起来。创作者在多线性的叙事中，让纪录片中的人物关系有了更复杂、更微妙的呈现。 多样性叙事视角、多线性叙事结构这样更符合当下青年观众观影习惯的艺术手法，让纪录片在真实记录的底色中更具有可看性，经由多视角的转换所带来的多义性与开放性，更能触动青年观众主动性地思考与感悟，品味人生的真谛。 在现代社会城市化、网络化与个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孤独日益成为个体生存的一种普遍境遇，“宅文化”的盛行让个体“原子式”的生存状态愈加凸显，青年群体普遍被动或主动地陷入孤独的心灵状态，开始转向网络场域寻求情感连接。 人文纪录片所具有的人文关怀与情感属性在青年群体中更能实现情感召唤。《人生第二次》通过不同的人物故事，让每一个人物的情感被看见、被体会，青年在情感召唤中实现共情，实现了与人、与社会、与世界的连接。 首先，《人生第二次》从立项到拍摄再到播出，一直处于新冠疫情期间，疫情之下，每个人都不断地经历分离、团圆、抗争、和解、暂停、重启。 因此，纪录片中所表达的“人生第二次”的主题，人与命运的抗争与和解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观众当下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感受。 作者以“命运重启”破题，尽管纪录片主人公的境遇并不会和每一位观众的生活完全相符，但是他们对团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逐，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坚韧，重启生活的信念与决心，与当下观众的心境是相通的。 作者以纪录片为镜，使观众透过镜头凝视影像进而反观自我，有效延伸了镜头外的情感空间与社会空间。 正如总导演秦博所言，“故事里的人和故事外的我们一样，有时绝望，又不得不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荆棘，走出了命运安排给自己的困境。” 观众通过片中主人公的经历感受到生活的信念，这种情感的召唤与信念的传递也是《人生第二次》的要义所在。而“命运重启”的主题与主角在困境中的故事也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苦情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底蕴，苦情文化所展现出的不抛弃与不放弃的理想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非常符合中国观众的情感倾向。 纪录片中的主人公面临人生重启时的“苦情”故事，触发了观众感同身受的情感共鸣，“苦情”所积累的情绪通过影片中的他者得到疏解，实现了观众的心理松绑与情感释放。 其次，《人生第二次》并未沿用《人生第一次》的纯客观叙事，而是利用内视角叙事，以第一人称视角唤起观众的共鸣。内视角是将故事中的人物作为叙述主体，极具个人化与代入感。 例如《圆》中卫卓借助镜头表达与亲生父母团圆后的喜悦与纠结；《纳》中观众跟随主人公杰哥的自述，与坐在轮椅上的他一起开启进藏之旅；《立》中黄妹芳讲述她挣积分留深圳的计划，使得观众代入自己在异乡打拼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的解说词大部分是由主人公本人讲述的，乡音与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取代了字正腔圆的专业播音腔。 第一人称的视角与自述式的解说相结合，瞬间拉近了故事与观众的距离，增强了情感氛围的渲染，更有利于观众从旁观者转变为故事的参与者，给予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沉浸式的观看体验。 亲近的距离也更能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给予和主人公相似境遇的观众情感抚慰。 总之，《人生第二次》让观众倾听并感受到个体的话语，最终上升至集体的共鸣，让更多观众关注到被时代所裹挟的普通人的命运，主人公在困境中所做出的选择也被赋予普遍性的价值意义，启迪与引导着青年观众对个体、社会、生命本身的思索。 最后，纪录片作为视听结合的艺术，声音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声音与画面的有机结合，能为观众呈现极具感染力的效果，甚至起到感化人心、升华主题的作用。而音乐作为一种承载情感的独特语言，与纪录片相结合，更有利于纪录片中情感的传达。 《人生第二次》每一集结尾都会出现由歌手杨乃文演唱的片尾曲《推开世界的门》。 此歌曲在《人生第一次》中就已经作为片尾曲出现，已经具有了仪式化的意义。 每当影像的情感累积到一定程度时，音乐渐入，伴随着歌词中吟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镜头中闪现的是与之相对应的画面，观众在纪录片中所累积的情绪也在视听中得到释放，音乐延续了故事的情感，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隽永的印象。 青年观众在每一个“人生”故事中进行情感浸入式的参与，他们被治愈、被鼓舞，进而反思校正自我的意识，指引自我更好地重启前进。 此时，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真正的价值最终指向的是屏幕内外情感的连接、经验的共享与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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